1999年1月版诚如傅璇琮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本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填补空白的佳作。周易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涉足于传统文学的人都会感受到，然而尽管从《易》的若干条文辞出发来研究古代文学史中的某些现象，来诠释传统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中若干问题，从简约的经、传文辞中寻求后世文学理论的源头，并且把它抬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这些工作都不乏有人在做，却没有人对《易》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唯一的例外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彰乎大《易》之数”结撰而成。这本书的“填补空白”之处就在于此。
全书分为内外两篇。在内篇里，作者“沿波讨源”，分八个专题，对《周易》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学原理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探讨，作者是从《周易》的本文出发而不是先确定理论框架再从书中凑材料来论证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常能揭示出《易》中不为人所注意到的方面。如“盛德大业，至已哉——《周易》之道：创造之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的情理品味”等章节，就是作者独特的发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周易》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认识。外篇十章在内篇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阐发了《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所论，或开出前人所未涉及之境，或将前人尚未及充分论述之处深入发掘，使得构成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观念范畴在作者的论述过程中一一清晰起来，中国特有的文学理论框架得以凸现成型，从而显示出《周易》对中国文学、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行文大气淋漓，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学养。
继《天朝的崩溃》之后，茅海建将其另外的论文汇成一册，颜之曰《近代的尺度》。其中共收论文十一篇，文章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军事与外交。
十一篇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鸦片战争期间中、英、法兵力的情况，以及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军费开支。第二部分通过广州反对英国人入城的斗争、公使驻京两事的详尽研究，指出清廷上下“天朝”观念和体制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外交“失矩”。第三部分作者从虎门、浙东、吴淞和大沽口四役分析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在中外比照下的严重落后。经过上述不同侧面的研究，作者如此写道：“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潜存一标准，那就是现代化。离者虽有一时之盛，似终不能长久。本书以《近代的尺度》作题，为明确地开出度量标准。而战争又不能分列冠、亚军，没有第二的存在，只有胜者和败者。中国近代与外国的战争，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恰似一把尺子，量出了‘天朝’与‘泰西’之间在近代化上的差距。在那个时代，许多尺度与今稍有不同，特别明显的是，强权是十九世纪通行的‘公理’”。
六十多年前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至今思之犹让人感慨系之。
周勋初先生不仅是唐代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魏晋南北朝文学领域里也用力极多，成就显著。他最早发表的《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尚在“文革”之前，发表之后得到同行的普遍好评，被誉为“探骊得珠，久称佳制”，此后这一论题的各种研究均未能逸出此文范围。收录有此文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便是周先生研治这一时期文学所获成果的结集，虽被作者自谦为“戋戋小集”，却足堪嘉惠学林。除了上举论文之外，像《“登高能赋”说的演变与刘勰创作论的形成》等，也都是很有影响的论文。
在治学方法上，周勋初先生坚持走着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即使是在研究文学批评史的时候，也是从古人的典籍本文出发，例如他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就是力图从刘勰的原文出发，按照他原有的格局，勾勒出其理论体系。这种类似“朴学家治经”的学术取径，同长于从经典作家的一些言论出发作理论的推导与演绎相比，或许少了一点理论的魅力，然而却每能得到切实的收获，每论一出而必能站得稳，靠得住，为人所认可。因此这一册虽非有着统一理论架构的《论丛》，却能给人不小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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